厉以宁：中国经济不处于转型阶段拐点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表示，中国现在正处在转型阶段，要从原来把速度和数量放在主要位置的发展方式，转变为以效率和质量为中心的发展方式。目前，结构性改革问题一直在进行之中，而且并不是像过去那样有一个V字型下去再上来，或者U型下去再上来。我国的国情表明，我们是在不断转型、不断改革中来达到新的位置。

在回答“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速是否有希望超过6.5%”的提问时，厉以宁表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这样一个指标，就是GDP增长6.5%左右，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的结果。经济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效率问题，而效率有两个基础：第一个基础是物质技术基础，比如有多少厂房、设备、原材料以及质量如何、劳动力的素质如何等，这都是物质技术基础，是增长的保证，而且是常规的增长。还有另一个基础，就是道德基础。比如人们有认同感，这是一个巨大的力量。所以在今年的增长中，能不能有6.5%以上的增长，这要看我们的效率基础怎么样，能不能使大家都感到有新的突破。但是有一个重要的条件，也是好消息，就是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全国上下都在为开好十九大献出自己的力量。这就表明，我们2017年的成果可能会突破6.5%，也有可能使我们在经济中有更多的成就。

钱颖一：去杠杆不会在短期内剧烈调整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表示，从经济学上来说，在短期稳增长和去杠杆之间会有一定的张力。政府工作报告确立了今年非常重要的战略导向，就是稳中有进，所以稳定是第一位的。同时，去杠杆只是“三去一降一补”中的一个环节，所以在政府推进“三去一降一补”时，首先会稳步推进，不会在短期内进行剧烈调整。第二，政府工作报告非常明确地提出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这两个政策对稳定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第三，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一个新的非常重要的政策，即积极的就业政策。这一政策对稳增长也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困扰一些制造型企业转型升级的成本问题，钱颖一认为，关于成本问题，除了容易看到的生产经营性税费方面的成本之外，还有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指那些与合同签订、实施以及产权保护相关的成本。这些成本往往不是直接取决于价格参数，但是它取决于我们的制度建设、法治建设、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等，而且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要素的价格对企业的生产成本有直接影响，比如劳动力，不仅仅工资是成本，“五险一金”也是成本，包括劳动合同的签订、实施、调整，所有这些都会有交易成本。在这方面，劳动力是非常稀缺的资源，如何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我们还有非常大的改进空间。除了显现的和价格要素相关的成本之外，我们还要关注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下降，这方面一靠改革，二靠法治。

常振明：国有矿企去杠杆以债转股为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常振明认为，去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展很大，但困难也不小。去年在钢铁产业去产能超过6500万吨，煤炭行业去产能超过2.9亿吨。去库存方面，去年年底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的增幅也有所下降。同时，去年我国企业兼并重组也有了积极的进展，行业集中度进一步加强，这将有效推动今后的去产能工作。我国国有企业的问题比较突出，因为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比较重，它的资本补充机制还不够，所以在去杠杆方面，今后以债转股为主要方向。去年12月份，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等6家银行对大型央企、中钢集团将近600多亿元的债务进行整体重组，这一事例对今后市场化债转股具有示范作用。

在降成本方面，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显示，我国工业企业去年末每百元营业收入的成本为85.52元，同比下降0.15元。我国工业企业在供给侧改革方面还面临着一些困难，比如2016年，虽然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都超额完成了去产能任务，但是更多的是一些停产、半停产的无效产能，而今后的工作将指向正在生产中的一些企业，难度会加大。这些企业退出产能之后，他们的遗留债务问题、职工安置问题等任务十分艰巨。可以说今后供给侧改革在这方面将进入攻坚阶段。

对企业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创新，用科技的手段来补这一短板。因为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含义除了削减旧的产能之外，还要增加新的供给，用这些新的供给来增加新的需求。而衡量新旧供给的一个标准就是科技含量，科技含量对于企业来说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是别人没有的我有，大家都有的，我的性价比、竞争力更强。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靠创新，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我国在很多高科技领域产能明显不足，比如半导体行业、集成电路，每年进口芯片花费的外汇远远超过石油。即使在传统领域，比如钢铁行业，低附加值的“地条钢”充斥于市，高附加值的特殊钢却奇货可居。对企业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的是机遇，只有通过创新，提高产品质量，才能实现企业转型升级发展。

杨凯生：通过改革稳妥地实施去杠杆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特邀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在谈到下一步去杠杆的难点和重点是什么时表示，政府工作报告中有两句话：第一句话是要在控制总杠杆率的前提下把降低企业的杠杆率作为重中之重，这是去杠杆的重点；第二句话是要用改革的办法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要积极稳妥地去杠杆。所谓的难点，也就是如何有效地、顺利地、尽可能平稳地把去杠杆工作做好。相关统计显示，我国工业企业的杠杆率大概是167.6%，而资产负债率大概超过56%。尽管经过去年一年的努力，这个数字有所下降，但是我们只能说是略有下降或者说基本保持了平稳，与美国、欧元区等主要经济体同期相比，我们都是偏高的，这个确实要降下来，如果不降下来的话，不仅会直接拉升企业的成本，更重要的是无法与去产能进行有效衔接。

为什么说积极稳妥地去杠杆是难点，要用改革的办法去杠杆是难点？因为我国企业杠杆率偏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是有历史原因的。上世纪80年代以前，似乎不存在这一问题。当时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所需要的资金，无论是项目建设、固定资产投资，甚至是生产所需的流动资金，都是国家财政拨款的。这一做法的弊端就是使企业不太讲究资金的使用效益。所以，在当时体制下，似乎并不存在企业杠杆率高不高、资产负债率高不高的问题。现在国有企业成了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虽然开始注重资本使用效益了，但在资本金的补充方面缺乏补充机制。前不久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提出要积极地探索，用多种方法有效降低企业杠杆率。其中有一条，就是要建立国有企业的资本补充机制，国有企业的拥有者、监管者要有资本意识，要注意让企业的资本充足率保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这也是企业的拥有者、监管者的责任和义务。可以考虑通过改革的方法让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中能有一个列支渠道，来补充国有资本。但也需要考虑目前财政的承受能力，因为财政资金的使用还要涉及民生、医疗、教育等方面，能否有钱来补充企业资本金还未知。在这种情况下，要和国企改革相结合，包括国有企业的布局优化、混合所有制的推进，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等，这些都是政府工作报告里讲到的，用改革的办法推进“三去一降一补”，用改革的办法积极稳妥地实施去杠杆。□